我的學歷不高，只有初中程度。
十二歲前我們住在上海霞飛路八九九弄來德坊三十五號底層，都已過了七十多年了，這老房子居然還在，早陣子有朋友到上海去，給我的舊居拍了照，電郵給我看。我就讀的小學就在家的附近，名字記不得了，建築十分簡陋的。十二歲後我們搬到虹口邢家宅路三十四號二樓，那是極舊的屋子。當時我就讀「江蘇省立上海中學」，地址在漕河徑區的吳家巷；現在學校已改名作「上海市上海中學」，新地址在「上海植物園」附近。
我小時候並沒有願望想當作家。從小學到中學，我立志要當旅行家，或者你也可以叫作旅遊作家吧。那可能是受到李時珍和徐霞客的故事所影響。小時候我讀過《徐霞客遊記》，就很想出遊。
我寫作的動機，一是謀生；二是為興趣；三是因為我沒別的本事，寫作是我唯一的謀生才能。
我相信寫作是靠天才的。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懂得寫小說，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會懂得。凡是藝術的東西，都是靠天才的。靠訓練可以訓練出一個數學家，但是訓練不出小說家。愛寫作的人，拿起筆便會寫，寫不出便是因為沒天分，學不來的。
我從小喜歡作文，中學國文老師就很鼓勵我朝這方面發展。我是很個人化的一個人，對於我來說，最適宜的工作就是寫作，完全是個人的，不必聽任何人的意見。寫作於我而言是本能反應，拿起筆就可以寫到，毋須用腦。就因為係體力勞動而非腦力勞動，所以我長年寫作，到七十多歲還是一根白頭髮都沒有，哈哈！
職業作家和業餘作家不同之處，其一是業餘作家可以靠靈感寫作，職業作家卻不行，因為靈感不來肚子還是會餓；其二是作品水平的要求，業餘作家只要偶然有九十分以上的佳作，其它作品寫壞都沒關係，職業作家的作品卻要每本都超過八十分。
寫作和電腦運作一樣，要有資料輸入才能有資料輸出，我愛看書，看的書又多又雜，是我能夠寫得好文章的一大原因。我的父母管教孩子的方式是任其自由發展，我可以亳無拘束地看很多雜書，日積月累東西記了在腦海中，寫作時便自然地跑出來了。
我從小就很活潑，也合群，會跟朋友到處去，打彈子、鬥蟋蟀，但因為我極不喜歡受約束和跟人爭勝負，所以從小就不喜歡參加團體活動，尤其是競爭性的活動，所以有空的時間便只好看書，不知不覺就愛書成癡。
我最喜歡看小說。起初看通俗小說，像《薛仁貴征東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那種；後來看各種類型的民間故事；之後是中國傳統小說。我差不多在十二歲以前就看遍中國傳統小說。在小學時期，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封神演義》我都看了；看《聊齋誌異》時完全不明白，就選一些最短的來看；《紅樓夢》也看了，但是看不明白。我在當兵的時候看得最多的是《紅樓夢》，也看研究紅學的著作。總之好看的小說我便看，一本書頭一千字不好看我就不繼續看了。
外國的小說我也看，中學時已經看很深奧的翻譯小說。可以說你說得出來的好看的外國小說，我幾乎都看過了，不論是英國作家的、法國作家的、美國作家的，甚至俄國作家的，我都看，而且很多都看過幾遍。《福爾摩斯》我看了很多，阿嘉莎‧克莉絲蒂的小說我也看了不少。我最喜歡普希金，他的短篇小說寫得很好，寫得比衛斯理還傳奇。有很多書我年年都看一遍的，包括金庸小說、《聊齋誌異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等，溫故而知新，每次都可以有收獲。
我有一種特別的技能：不知從何時開始，我看小說的時候，那些文字會在我的腦海中化為畫面，所以一邊看書，就好像一邊在腦中製作電影畫面那樣，十分有趣。我寫小說時，其實就是把那些腦海中的畫面描述出來。
小時候我常到上海的「外國墳山」去玩，在那裡見到的東西，也豐富了我很多古靈精怪的見聞。上海人把墳地稱作「墳山」，當時在上海有不少「外國墳山」，法租界的「八仙橋外國墳山」就是現在淮海公園的位置，前面有一大片空地，成了一個「平民夜總會」，有各種各式的花樣，有賣藥的，有賣藝的，有「長毛的大姑娘」，也有架起一個帳篷，讓人花錢買一枝火柴，劃著了進去看裸體女人的，你想到的應有盡有，你想不到的也有。我在那裡見過許多至今都解釋不了的奇怪事情，其中一些曾經在寫《倪匡傳奇》和《靈界》時提及過。
書籍、報紙、雜誌、電視、電影都是我的靈感來源。通常不必蒐集，有趣的資料自己會跑出來。我常常是看到某篇報導很有趣，才根據其中的內容構思故事。例如《聊齋誌異》中便有很多可供發展成科幻小說的素材，撇開迷信，加上科學化解釋，便可以寫成科幻小說。
我的書房只有一套參考書籍，就是《少年兒童百科全書》，文學、物理、化學、音樂、常識等等，應有盡有，找不到資料時，看了就一清二楚。有這一套書，加上《辭海》，對我來說已經足夠，因為很多資料根本看過後已經在我記憶之中，我不熟悉的東西，才臨時在《百科全書》中翻找出資料來使用。看了別人的東西後抄襲使用，或把一些現成資料抄到小說中，並沒問題，但抄要抄得有技巧。這《百科全書》後來留了在美國，不好意思帶回來。
作為職業作家，我從不拖稿或欠稿，就算宿醉未醒或病了仍然照寫，這是責任。很少作家能保持這個紀錄。我還有另一個紀錄：寫作二十年不曾斷過稿。第一次斷稿，印象中應是《明報》上的〈皮靴集〉吧，當時還寫了篇感想，為不能再講「寫了二十多年稿，一天也未曾斷過」而感到懊喪，後來那專欄的文章結集出了一本書，那文章也收錄了在內。
我除了是寫字最快的作家，也是最多樣化的作家。大概除了歌詞與廣告詞之外，其他的文類我都寫過，包括各類小說──武俠、推理、科幻、奇幻、奇情、色情──和散文、雜文、專欄、政論、電影劇本等。很多人用心教過我，但我還是分不清楚「平上去入」四聲，所以填不到歌詞。有一次黃霑利誘我，把五千元現鈔放在我面前，叫我馬上填首詞，我看著錢的份上便填了給他，黃霑看了取笑我，說我比起《紅樓夢》中薛寶釵那不學無術、什麼都不懂的哥哥薛蟠還不如，哈哈哈哈！
我也不寫現在的所謂新詩。那種新詩隨便把一句話砍成多段就成了，不必有什麼道理的，這樣的寫法，我一天可以寫幾百首出來哩。我實在不懂欣賞。
除了寫小說，我寫的電影劇本也很出名，而且寫了不少，超過四百部，保證是世界紀錄。全盛時期，我有過在一個月內寫八個劇本的紀錄，平均三天半寫好一個。第三十一屆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把「終身成就獎」頒發了給我，我很高興。我近年都絕少外出活動了，尤其是在晚上的，那一晚也特地到現場去接受了獎項，之後才匆匆回家。
﹝二○○六年十一月我獲邀在「星光大道」上留下手印，也是因為我在香港電影業界所作出的成績。﹞
大家很喜歡問我那經典的「南極白熊」事件。當年我的小說《地心洪爐》在報紙上連載，寫衛斯理在南極遇上白熊，他把熊殺了，吃了牠的肉、披上牠的皮才能保命，有個讀者寫信來罵：「南極哪有熊？北極才有熊。」我心想南極只有企鵝，我總不能把那改成企鵝吧？
那讀者每星期寫封信來，語氣強烈，要我公開回答「南極沒有白熊」，當時我在報上有個名叫〈沙翁雜文〉的專欄，我就把本來二百五十字的篇幅，放大字體，寫說：「某某先生，今天我要回答你的問題，第一，南極沒有白熊；第二，世界上也沒有衛斯理，為什麼你不追問呢？第三，第三沒有了。」連金庸也替我打圓場，說：「原來南極是有白熊的，現在沒有，因為給衛斯理殺掉了。」那位讀者最後的一次來信，只寫兩個大字：「無賴！」哈哈哈哈！
後來我的書在台灣出版，「遠景出版社」也叫我改一改，問我改成北極好不好，我說我不要，我喜歡南極，南極比較神秘一點。他們說台灣有識之士很多，有人來找我的錯便不好了，我說：「有人來找你，你就這樣回答他：衛斯理也不存在。」
這種「不符合科學」的情況，在我的小說中多不勝數。「香港理工大學」的校長潘宗光說讀書時很喜歡看我的書，到自己學了科學後才看得出毛病之多，幾乎沒有一件事情講得通。我說當然講不通，講得通就不叫小說了。
我這個人天生懶惰，過得去便算數。我很隨便，寫稿也是這樣，寫那麼多稿，寫完不會看第二遍，過得去就算了，有點錯又何妨？我近年重看一些自己的作品，發現有好些小說是收不到科的，例如在《不死藥》中，衛斯理服了不死藥，可長生不老，但會變成白癡，我最後寫著：「結果會怎樣呢？其實大可不必擔心，我是連續小說的主角，當然逢凶化吉，不會有事的！」便把故事完了，相當不負責任。這故事你現在叫我去想，也還是不知道可以如何埋尾，可見我的創意這麼多年來，並沒退化。
別人寫「連作小說」，因為採用相同的主要角色來寫故事，或者會顧及到不會讓故事之間出現矛盾，我卻不會。在我不同的小說中提出之見解，很多並不一致的，我認為並不是問題，我只是在不同故事中寫出不同的可能性而已，歸根究柢，小說寫得好看才最重要。